他是黑人年轻领袖却拒绝同胞的避难请求为此他受尽讥讽和斥骂

布克·华盛顿的自传长达三百多页,但它的要害很简单,一句话:不要急于在政治上获取权利。他公开说:“我认为黑人的责任就是不要急急忙忙地提政治的要求,应当先慢慢地获取财产,获取智慧,获取高尚品德,从而慢慢地施展影响,导致人们充分地承认我们的政治权利。我坚信政治权利的充分获取是一道缓进的水到渠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夜晚翻天的事情。”他竟然连黑人在内战中已经争取到的选举权也加以否定。他说:“南方黑人面临一个特殊的局面,因此我认为,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对选举权加以限制是适宜的,譬如说,对选民加以文化测验,或规定财产标准,或二者兼施。”

布克·华盛顿的自传是在晚年出版的,黑人群众平日从报刊上只知道布克是一位一心给黑人办教育的人,不了解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他第一次公开表明他的政治观点,是在克利夫兰总统任内所作的一次政治演说,这是在佐治亚州展览会上作的,到会的有白人和黑人。

他对黑人说:“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由于我们是突然从奴隶跨进自由的,因此我们黑人大众往往忘记了我们将靠双手生产来维持生活,我们往往未能洞察,我们是否能繁荣将决定于我们是否懂得尊重普通的劳动,并以智力和技巧施用于普通劳动之中。一个种族如能够繁荣,它非懂得种田和写诗是同样值得珍贵的事。我们应当从生活的底层开始而不是从上层开始。我们不应当允许不满的情绪去压倒摆在我们面前而需要你去争取的机会。”

他对白人说:“你们应当尊重黑人,只要这样做,你们的家庭将处在世界上最有耐心、最忠诚、最守法、最不记仇的人群之中。过去,已经证明了我们对你们的效忠,我们奶大你们的婴孩、看护你们生了病的父母,并带着眼泪送你们的祖先入土。在将来,仍将用我们驯顺之道,以任何外人所不能及的忠心,支持你们,在必要时贡献我们的生命来保卫你们的生命。在一切属于纯社交问题上,我们将与你们分得一清二楚,犹如五个指头分得清清楚楚一样,但在互利的问题上,让我们团结得像一个拳头。”他的这篇演说发表后,进步势力纷纷予以抨击,布克拒不作答。他扬言道:“如果我辛辛苦苦二十多年的服务还不能为我申辩,那么,我的口头申辩又有什么用呢!”他认为黑人不是真正为黑人利益服务,相反的,有一名内战时南军军官柯里却是为黑人服务的。他说:“我相信,在美国,没有一个人比柯里博士更关心黑人的最高福利,没有一个人比柯里博士更不怀种族偏见。”

1970年前后,美国历史学家们发掘了一批新的材料来说明华盛顿的苦衷,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关于黑人哈利斯的故事。哈利斯受白人追逼,想逃至塔斯克基学院或华盛顿家中避难,当场被华盛顿拒绝,华盛顿为此事受尽人们的讥讽和斥骂,但人们终于在档案中发现了哈利斯写给华盛顿的感谢信。原来华盛顿在逐走哈利斯后就派了一名亲信秘密见哈利斯,向后者解释道:华盛顿先生极为同情你的遭遇,但如果他收留了你,将对塔斯克基学院之前途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不得不将你逐走,今天他特叫我来向你道歉,同时又要求你在有生之年永远保持秘密,他个人为了保住塔斯克基学院,愿意承担一辈子的恶名。华盛顿还送了哈利斯一笔钱,并代他找了一个待遇不坏的职业,因此,哈利斯对华盛顿感激涕零,并遵守诺言,从来没有向人泄露秘密。

美国历史学家布卢姆在《美国的历程》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他写道:1892年所进行的一次关于私人财产的调查,说明美国有4047名百万富翁。他们大部分是新富豪,虽然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富裕之家,但在内战之前就已成为百万富翁者寥寥无几,那时百万富翁是罕有的,新富豪集团的财富是以工业、贸易和铁路为基础的。新富豪是使美国社会大为改观的经济革命的大师和导演。

说这些人为保守派,是对保守派一词的惯常用法、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因为保守派通常反对变革,墨守传统。可是,这些人对传统都嗤之以鼻,对进步却大肆宣扬。他们为了进一步混淆习惯用法,又采用“自由放任”的口号,而这口号在传统上是支持杰斐逊和杰克逊的自由派所信奉的主义。腰缠万贯的新保守派实际上接过表达自由主义观念和口号的全部词汇,包括“民主”、“自由”、“平等”、“机会”和“个人主义”,并以此来反对自由派。政治思想史上固不乏颠倒之例,而这是最不可思议的颠倒之一。简而言之,他们把伦理道德和理想主义观念转化为经济和物质观念。人变成了经济人,民主政治等同于资本主义,自由等同于财产及财产的使用,平等等同于牟利的机会,进步等同于经济变革及资本积累。于是,上帝自然与财富福音结成同盟。

然而,新主义执意捍卫现状,保持赖以积累巨大财富的特权,阻止政府干涉这些特权。就上述意义而言,新主义是保守的。自由放任保守派自然可在古典经济学中找到慰藉。那些听说过查尔斯·达尔文和赫伯特·斯宾塞的保守派,在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中发现特别令人神往的魅力。斯宾塞把生物学观点,尤其是自然淘汰观点,应用到社会原则上,认为阻挡不了的生存竞争是天经地义的,其理由是“适者生存”可使人类进步。为弱者利益而采取国家干涉,只能阻碍进步。斯宾塞在美国比在英国更快地得到人们的赞扬。到1903年,斯宾塞的著作在美国已销售36.8万册以上。不仅商人、企业家,而且教授、牧师和知识分子也都为这一新哲学所吸引。

在这一批传教士中,最卖力的一个就是亨利·比契牧师。他为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地办了一个杂志,名叫“基督教联合报”。比契还独创了一门新课程,叫“基督教社会经济学”。他写道:人是一个为欲望所驱使的动物,他普遍地受自我利益的指使而进行活动。道德发展的基本原则就是使人的性格适应其生活条件。能适应的就是善,不能适应的就是恶。竞争是上帝指定的原则,它是宇宙的规律,是生物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自然的法则就是要求消灭不适合于生存的人,以便腾出地位给那些较适于生存的人,而整个社会的进化就是靠这一条原则进行的。

社会科学应当是一门从反面起作用的科学,它不应当制造任何设想来规划社会的自然演变,而应当设法证明任何这种企图都是白费气力。它应当证明,最好的有系统的知识就是教导人们心甘情愿地受制于自我发展的推动力。最大的善莫过于让社会自然发展而不要去稍加干涉。任何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应当承认生物学的真理,而不应当用任何人为的努力去保障那些毫不能自力更生的人,因为这是破坏适者生存的原则的。

这条原则本身是客观存在,我们没法躲过它,人们迄今未找到可以代替它的东西。这个法则可能对一些个别的人太严厉些,但对整个社会讲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它保证使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出现最适合的人。有一次,一位记者向比契列举纽约坦慕尼大厦的罪恶活动及纽约贫民窟的悲惨镜头,并问:“牧师有何评论?”比契回答道:“你和我都不能做什么,这一切都是一个进化问题,我们只能等待进化。也许在四千年或一万年后,人们会摆脱目前这种不愉快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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